能否引用“酒后驾车不再犯罪”的非司法解释作为判断依据？

《意见》（二））是法院内部的政策指导文件，并非司法解释。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专门针对《意见》（二））下发了通知，但要求“全面深入组织实施”，但该政策指导文件并非司法解释，不能作为判断依据。

刘长松/文

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关于普通犯罪量刑工作的指导意见》（二））（以下简称《意见》（二）））将于5月1日正式实施。量刑指导意见是给出了 8 种常见罪行。

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被告人酒后驾驶机动车，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种类、行驶道路综合考虑行驶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认罪悔罪等，准确定罪量刑。情节重大、轻微、危害不严重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轻微，不需要刑事处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这一规定被舆论解读为“酒后驾驶不再犯罪”，引发争议。

量刑指导不是司法解释

《意见》（二））一开始就表示：“根据刑法和刑事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六种醉驾轻微不予定罪，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指导意见。”《意见》 （二））是法院内部的政策指导文件，不是司法解释。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专门针对《意见》（二））下发了通知，要求“全面深入组织实施”，政策指导文件为非司法解释，不能作为判断依据。

《意见》（二））显示了最高法院对“酒后驾驶不再是犯罪”的态度。虽然《意见》（二））“二）”指出，法院应综合考虑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等六大因素来决定是否有罪量刑，但值得注意的是，该规范性文件名称为《量刑指导”，而不是《定罪量刑指导意见》，暗示定罪的前提已经解决，即定罪不在文件规范范围内，文件只规定如何送刑。

看今年4月1日实施的《意见》（二））和《关于普通犯罪量刑的指导意见》，量刑指南共规定了23种犯罪，22种的犯罪只规定量刑，包括起点刑、罚金数额、基准刑等，只有危险驾驶罪对定罪问题有规定，非常不一致。

怀疑司法权超越立法权

2011年刑法修正案对“危险驾驶罪”进行了修改。案（八）”新增。本罪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追赶”，法律增加“情节恶劣”的，构成犯罪；任何附加“恶劣”等条件的，都构成犯罪。犯罪。

从文字层面解释，只要“酒后驾车”就应该被定罪。而“酒后驾车即犯罪”的概念已经从危险驾驶罪进入了人们的观念。

其实，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张军也曾表达过“酒驾不成罪”的观点，称酒驾情节重大、轻微的，可以不予定罪但这种观点在当时并不占主导地位，很快就被淹没了。现在不是最高法院负责人的陈述，而是写入司法文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见》（二））涉嫌越权。

有人认为，《刑法》第十三条规定“情节明显轻微，危害不大，认定为犯罪”和“酒后驾车”明显轻微，也应当适用。

刑法第十三条是刑法的总则，规定了整个刑法中各种犯罪的刑罚规范。如果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属于明显的轻微类别，在刑法上不应归为某种犯罪。

以酒后驾车为例，根据不同情况，法律规定了三个范围，即饮酒后血液中酒精含量低于20毫克/100毫升的，根本不予处罚；血液酒精含量超过20毫克/100毫升，低于80毫克/100毫升的，只会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无需刑事调查；只有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才构成危险驾驶罪。

因此，刑法充分考虑了酒后驾驶的问题。”情节明显轻微，危害不严重，不构成犯罪”。

在法律层面，饮酒是一种主观行为，如果达到醉酒标准，还是要开车上路，成为“街头杀手”。 “严重的社会危害”应该被定罪，这就是为什么“刑法”本身没有附加其他条件的原因。

或打开“后门”摆脱犯罪

“酒后驾车将被承认犯罪后，只要肇事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相应标准，不考虑其他因素，立即提起刑事诉讼，即使肇事者是名人、国家公职人员等权势集团，醉驾被定罪并受到刑事处罚的，将失去公职。

因此，“酒后驾车将被定罪”具有很强的震慑作用，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酒驾入罪”的弊端当然存在，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过于死板。比如酒驾就是犯罪，无论行驶在哪个路段，即使是在偏远的乡村道路上，危害都非常小，就构成犯罪了。

但没有绝对完美的立法，“酒后驾车是犯罪”也是如此。在我们这样一个酒驾现象非常严重的国家，正确的纠正错误也是必要的。

《刑法》将“酒后驾驶”定为刑事犯罪后，以太原为例，2012年因酒驾被查处792人、2013年527人、2014年599人、2015年425人、88人。截至去年5月20日的人。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酒驾的总体数量还是不小的。一个省每年就有上百起案件，可见执法不严。如果酒驾一定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可能有任何例外，相信很少有人敢于触犯法律。惩罚的效果不在于其严厉性，而在于其及时性和必然性。

《刑法》规定，酒后驾驶构成犯罪六种醉驾轻微不予定罪，不附带任何条件。但《意见》（二））规定，肇事者虽已达到“酒驾”标准，但仍将根据醉酒程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是否造成实际损害等因素定罪量刑。 “认罪悔改。如果被判有罪，就不会被定罪和处罚。”这改变了犯罪要件，提高了酒驾的门槛，不利于遏制酒驾的顽疾，甚至使之前遏制“酒后驾车”的努力付诸东流。

另外，《意见》（二））的规定本身就很模糊，普通市民符合酒驾标准，检察机关又要定罪，谁会考虑“其他情况”给他们免除他们？以前，权贵阶层符合酒驾标准，司法人员很难免除他们的罪名，而现在，“酒后驾车不再犯罪”为权贵阶层打开了逃亡的“后门”。犯罪，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