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的特质理论

一、伯明翰学派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资源

英国伯明翰学派是对战后英国社会变化的回应。针对工人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的论点——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不再与中产阶级根本不同，英国社会科学界开始关注对城市工人阶级社区和文化的研究，试图证明工人阶级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并没有随着福利国家和流行文化的出现而消失。伯明翰学派的成立应该归功于理查德·霍加特的《The Use of Literacy》（1957)，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1958） , 漫长的革命 (196< @1）, Communication, 1962） 和 Thompson (E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 等出版物。三人他们讨论了1964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简称CCCS的正式成立）扮演了创始人的角色。他们强调对日常生活、工人阶级的“活”文化和现代大众媒体的研究。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目的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现实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革的关系。它的成立为西方学术体系中的文化研究找到了立足点。在接下来的 一、 二十年里，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为英国文化研究中心周围形成的“伯明翰学派”，为今后欧美国家的文化研究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们的作品至今仍被欧美多所大学人文、传播、电影、社会学等专业所需要。读。

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女权主义是伯明翰学派的主要理论资源。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伯明翰学派将理论重心从单纯的政治经济研究转向文化和文化制度研究，使文化不从属于经济基础而具有独立的意义。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义》、路易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理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伯明翰学派的进一步理论化奠定了基础。结构主义理论家，例如列维-施特劳斯对原始社会的语言解码，索绪尔和雅各布森对语言符号系统的“语音/语言”区分，还有罗兰巴特对现代神话的诠释。符号学分析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灵感。在解构方面，伯明翰学派广泛借鉴德里达（J. Derrida）至雅克·拉康的理论资源，尤其是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论》、《话语论》、女权主义理论。知识、权力和主体性是核心福柯的权力理论和知识话语改变了人们对人文学科的认识和认识英国文化特征，给了每一位人文学者许多重要的启示。一方面，人文学科本身就是权力与知识结合的产物，而人文永远是某个时期的人文。它既是这一时期思想控制的产物，也是其一部分。人类知识的任何领域都没有所谓的“绝对真理”或“永恒真理”。另一方面，由于人文学科自身知识的阶段性、意识形态性、可逆性和自我反思能力，人文学科必然会突破狭隘、有限的所谓“学科”，从而进入一种非-纪律。可以由人文学科界定、没有学科中心、界限不明确的文化研究或哲学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后来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版图。因为女权主义不仅挑战了西方文明的历史，而西方文明的历史早就以“

二、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英国伯明翰学派自诞生之日起就关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大众的审美情趣，强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倡导一种与现代息息相关的文化。大众传媒与精英文化完全不同。大众文化，批判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压迫、虚伪和欺骗，抵制和回避主流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推动和构建少数民族话语和受众主体的大众文化文本。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表现出对大众和众生的人文关怀，对流行文化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具体来说，

首先，源于民间和日常生活的流行文化是对知识阶层精英文化的反击。流行文化是自下而上产生的，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有与精英不同的审美品味。. 在伯明翰学派兴起之前，一些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对流行文化持敌对态度，其中马修·阿诺德和FR·李维斯影响最大。早在1869年，阿诺德在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就表示，18世纪末和19世纪工业化进程中以城市为中心的“下层文化”通过民主和教育得到广泛传播。大众担忧。他将社会阶层划分为野蛮人（贵族），也是社会文化的混乱和衰落。阿诺德的重点是如何通过服从文化等级和文化差异来获得社会秩序和社会权威。也是社会文化的混乱和衰落。阿诺德的重点是如何通过服从文化等级和文化差异来获得社会秩序和社会权威。

阿诺德对流行文化的蔑视深深地影响了李维斯。利维斯将少数精英持有的所谓高雅文化与大众文明进行了对比。他所建立的“大传统”实际上不仅是一种文学传统，更是一种道德传统。他声称，在19世纪之前英国文化特征，英国存在有机社区文化，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将有机社区文化分解为两种文化，一种由少数人持有。，另一个是大众文明。少数文化体现在最好的思想和最好的演讲的价值观中，凝聚在伟大的文学传统中，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人主导。相比之下，大众文明是指大多数未受过教育的人所消费的大众和商业文化，例如流行小说、广播、电影和广告。在两部重要的文化批评著作《大众文明与少数民族文化》（1930) 和《文化与环境》，1933)）中，列维·施泰纳通过对文学分析的细读来解析这些流行的文化现象。他和他的妻子把通俗小说看成“毒瘾”；把好莱坞电影看成“失禁手淫”（主要是手淫）（2)；广告是一种“普遍的手淫操纵和愚弄大众”的文化病（3)有鉴于此，他大力倡导道德批判，呼吁文化精英承担起教育大众的重任，培养大众的感性和鉴赏力，

好消息是，战后成人教育的发展对上述文化精英主义造成了沉重打击。由于早期伯明翰学派的重要人物，如霍加特、威廉姆斯等，均出生于工薪家庭，因此能够在大众文化中成长的背景下，踏入英国学术舞台，从而将大众文化从被谴责转变为流行文化。人的“他者”转化为值得理解和研究的“我”。他们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流行文化，因为流行文化代表着连续的、有形的现实生活，而流行文化具有传播、交流和促进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积极作用。

作为伯明翰学派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霍格特对流行文化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对 1930 年代传统的、“鲜活的”工人阶级文化的怀念和赞美；显示了他与李维斯理论的不解之缘。有趣的是，李维斯强烈反对 1930 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霍格特坚持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和有机完整性。声称 1930 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表达了强烈的社区意识并创造了有趣的日常生活，而 1950 年代的新大众娱乐以其“不负责任”和“替代”摧毁了旧的健康工人阶级文化组织。在他看来，这是“

另一方面，威廉姆斯质疑阿诺德和利维斯等人的精英文化观。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他探讨了“大众”和“大众传播”的含义和用途。按照威廉姆斯的理解，“群众”这个词实际上是对“暴民”（mod）概念的一种20世纪文明外衣，具有强烈的反民主色彩；而“大众传播”的概念，则清楚地反映了“文化精英”对现代媒体文化（如电影、电视、广播、报纸等）及其消费者的一种政治偏见和文化偏见。威廉姆斯认为，所谓的大众本身并不存在，只是对大众的看法和偏见。大众文化常常被用来指代工人阶级消费的低层次文化产品，或者等同于工人阶级文化，这完全没有意义。威廉姆斯明确指出：

“大众”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的，而不是从那些为人民谋取利益或权力的人的角度来看的。尽管如此，它的早期意义仍然存在。大众文化不是被人民认可，而是被他人认可；它仍然保留了两个较早的含义：低级作品（见通俗文学，通俗媒体区别于高级媒体）和盲目的耸人听闻的作品（通俗媒体或大众娱乐有别于普通媒体）；